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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体验与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中间路径”
信息来源:《电子制作》杂志社 发表时间: 2022/4/18 阅读数:41

虚拟体验与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中间路径”

摘要:在世界网络文学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网络文学的新质,是一项重要而急切的工作。这需要从中国网络文学的特殊性,即由印刷媒体向网络媒体转型中,寻求其所处的“中间路径”,揭示它在商业化、大众化外表下折射的网络时代之生存体验与文学想象。中国网络文学从现代人与连线世界的日常互动,网络的界面穿越、“线上”与“线下”世界的时空区分,以及虚拟性与交互性中获得想象灵感,并隐喻性呈现出现代人与网络的共生与伴随关系、虚拟主体的间性、网络生活的“重置”体验及其精神症候。中国网络文学表现了网络社会来临后的社会、文化与文学走向与变迁,这构成中国网络文学的独特价值,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中国网络文学;网络时代;生存体验;文学想象;新论

在中国网络文学兴起之初,关于它对传统文学是否具有质的突破,人们已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工具”,不会引起文学属性的根本变革。余华认为:“对于文学来说,无论是网上传播还是平面出版传播,只是传播的方式不同,而不会是文学本质的不同。”①王朔持有相同看法:“痞子蔡的作品,和经典的爱情小说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他们交流的方式多了一点互联网,或者他们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去交流,这和他们通过对话去交流有什么区别?骨子里没区别的。”②於可训也认为,“网络不过是一个书写工具和传播工具”,网络文学“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属性”。③李敬泽则认为“网络文学”是一个伪概念,因为“文学产生于心灵,而不是产生于网络”。④与此相反,挟带着新技术来临的兴奋与文学进化论的理念,另一种观点则肯定中国网络文学促成了文学新变,他们常用“转型”、“革命”、“替代”等新生意味十足的词汇。如欧阳友权认为,网络给中国文学的转型带来三重推力:一是“去中心化”,话语权的释放促成了“新民间写作”;二是“艺术自由度”,包括创作动机、虚拟身份、发布作品与读写互动的自由;三是“对文学体制的历史演进探索了新的可能”。⑤欧阳友权是国内较早从事网络文学研究的学者,他的观点颇有代表性,此文的引用率也很高。总的来看,国内的专著、论文多从“超文本”、“多媒体”、后现代主义三个方面论述中国网络文学的特性。⑥长期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的英国学者贺麦晓也认为,中国网络文学带来了“互动性”、“多媒体诗歌”及出版制度等方面的“突破”。

社会与文学对娱乐性的长久压抑,互联网的兴起让此需求得以充分释放;门槛低和人口众多带来了全民写作与阅读的井喷;与世界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实体出版相对困难,互联网随写随发并可根据用户需求快速调整。

具体而言,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之所以认为中国网络文学难有质的突破,原因之一在于感到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并无根本差异。张抗抗曾参与网络文学的评选,其经历和感受颇能说明问题。在阅读作品前,她已准备好“迎候”“网上任何稀奇古怪的另类文学样式”,读后却感到“失望”:多数文本是“谨慎和规范的”,即便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文本,同传统的前卫作品比,“并没有‘质’的区别”。由此,她对网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文学本身”表示怀疑。①张抗抗的前后情绪及结论,折射出传统文学界对中国网络文学这一“新文类”的“差异性”预期,并由此认为网络文学并未带来真正变革的逻辑思路。

张抗抗看到的是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初期(2000年前后)的作品,而在2004年前后,中国网络文学又开启了大规模市场化进程。面对呈现出传统文学风貌、并已商业化的文学现实,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从超文本、多媒体、后现代主义等方面对其进行理论分析是否能站住脚?这种理论的简单套用显然欠缺足够的说服力。在博士论文中,韩国留学生崔宰溶以大量文学事实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一点。他认为,这是中国学者直接套用西方网络文学理论的结果。西方网络文学远不如中国网络文学繁荣,但其代表性的文学类型即各种超文本、多媒体作品,相对于传统文学而言,其“新质”是比较突出的,西方网络文学理论即是对这些实验性作品的总结。而把这些理论直接套用在缺少此类作品的中国网络文学,显然存在严重问题,他说:“国内主要研究一般以西方的理论为研究的基本背景,但它却忽略了中国网络文学的特殊性、独特性。既有国内研究异口同声强调‘超文本’、‘多媒体文本’、‘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三个理论或文学形态是网络文学的最主要特征。他们简单地在网络文学与超文本、后现代文化之间划等号。……中国的网络文学具有与西方的前卫的、实验性很强的网络文学不同的独特性,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拿这些西方理论来分析国内的网络文学。”②学者(包括前述英国学者贺麦晓)所列举的中国网络文学中的超文本、多媒体作品的数量实际上是非常稀少的,缺乏代表性,而反复采用“解构”、“去中心”、“平面化”等后现代词汇来简单套用也不尽符合事实。③举例来说,欧阳友权提到的“去中心化”的“新民间写作”、“艺术自由度”等说法,显然带有后现代痕迹,如果说这些观点在功利性尚不浓厚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初期尚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合理性,但到作者提出这些观点的2007年,即中国网络文学早已大规模市场化、资本已“异化”了“民间”与“自由”时,这种分析就显得有些理想化与简单化。④

笔者认为,在讨论中国网络文学之前,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基本前提,即中国网络文学的主体是各个读书网站的商业化文学。如果绕开这一前提,理论分析必然歪曲事实。但实际上,在套用超文本、多媒体与后现代理论来分析中国网络文学时,这一前提常被绕过去了。时至今日,这种理论分析与文学事实脱节的现象一直是困扰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顽疾,不少新的研究仍在重复以前的套路。

既然中国网络文学的主体是各个读书网站的商业化文学,从外观看,它们似乎与传统文学并无根本性差异,这是否意味着如第一种观点所言,网络只是一种传播工具,并未在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学本身?这种观点当然有些道理,因为网络对文学的改变并不必然以“根本性”的“质变”方式进行,但仅把网络视为传播工具,过于强调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共性,也容易让我们以传统观念阉割或忽略新的文学现实。实际上,中国网络文学确实带来了一些重要新质,但这并非人们常说的在作家身份、读者地位、传播方式、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变化,而是在另外、更重要,然而也是潜在的方面。我认为,在弄清这点之前,首先要明确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中间路径”。

“中间”,语出《礼记·曲礼上》:“离立者不出中间。”郑玄注:“离,两也。”“中间”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事物两端之间或两事物之间。所谓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中间路径”,指的是在因网络媒体的兴起而带来文学发展的三种取向中,侧重于“中间”取向,即介于网上传播的印刷文学与超文本、多媒体文学“两者”之间的发展路径。网络文学的常见分类是“三分天下”的说法,即认为网络文学有三种形态:网上传播的传统印刷文本、在网上首发的原创性作品,以及超文本、多媒体作品。

参考文献:

①余华:《网络和文学》,《作家》2000年第5期。

②《王朔:不上网者无所谓》,刘韧、李戎:《中国.CO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56页。

③於可训:《说网络文学》,《长江文艺》2012年第9期。

④李敬泽:《“网络文学”:要点和疑问》,《文学报》2000年4月20日。

⑤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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