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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数”的“写实”价值
摘要：１９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写实”精神与传统“摹仿说”、“再现说”在演变中达成耦合关系，又在作为“文学思潮”之后衍生出诸多新形态，成为一种“复数”概念，且因此拥有了不断更新、延展的广阔空间和无穷生命力。１９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精神和“真实性”品格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关怀深度契合，也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紧密关联，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要义。这不仅是现实主义之现代性与开放性的重要表征，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能够有效指导文艺批评实践的根本原因。新时代的中国需要富有写实精神和真实性品格的文学，１９世纪现实主义依然是各种新形态文学创作的艺术泉源与重要参照。现实主义文学可以有效对抗当代文学实践中的反本质主义、虚无主义等倾向，使文学在文化建设、精神引领、价值担当等方面充分发挥自身效用，并因此获得永久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现实主义；写实精神；真实性品格；变数与复数
一种文学思潮的独立存在，既要有特定的文学风格与艺术手法，更要有具体的诗学观念和艺术品格，即别具一格的“精神气质”，这是特定文学思潮得以确立的本质要素。通常，某一种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可以超越历史，但某种“精神气质”必然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意味着文学思潮的概念不但有内涵上的“质性”规定，也有外延上的“历史性”刻度。就此而言，“现实主义”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潮概念，又是一种以写实原则为根基的创作倾向、创作方法或批评原则。作为一种关涉西方写实性叙事文学传统的创作原则和批评方法，现实主义之“写实”精神与“真实性”品格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摹仿说”。
“摹仿说”是西方文学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摹仿”（又译“模仿”）一词在古希腊文中被称为μíμησι，在拉丁文中则被称为ｉｍｉｔａｔｉｏ，“它乃是在不同语系中的同一个名词”；“在今天模仿多少意味着复制（ｃｏｐｙｉｎｇ），但是在希腊，它当初的用意却与现在大不相同。”最初，“摹仿”多用于祭祀时的礼拜活动，“到了公元前５世纪，‘模仿’一词，从礼拜上的用途转为哲学上的术语，开始指示对外界的仿造。”①
而将该词真正作为文学理论和美学概念使用，严格意义上是从柏拉图开始的。“在《理想国》第十部的一开始，他把艺术视同实在的模仿的概念，就形成一个极端：他把艺术视同对于外界的一种被动而忠实的临摹。”②柏拉图认定，只有外部现实世界才是艺术的绝对本源和终极本体，即艺术的本质是对外部世界的摹仿。他还说，艺术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拿一面镜子四方八面地旋转，你就会马上造出太阳、星辰、大地、你自己、其它动物、器具、草木，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切。”③由此“摹仿说”又被称为“镜子说”。亚里斯多德则对柏拉图“摹仿说”作了批判性发展，这集中表现为相互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其一，通过强调“行动中的人”（人的性格与行动），使“文艺摹仿自然”这一含混的命题变得明确。他认为，“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悲剧是行动的摹仿，主要是为了摹仿行动，才去摹仿在行动中的人”。①因此，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述的那样，“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没有一字提及自然：他说人、人的行为、人的遭遇就是诗所摹仿的对象”。②这一方面开启了“文学即人学”的西方文学理论先导，另一方面为营造以“情节”为第一要务的西方文学叙事传统奠定了基础。其二，通过强调“应然”的观念将“普遍性”、“必然律”植入“摹仿”之中，使“摹仿”的对象被定位于“内在本质”而非事物外形，最终为“摹仿说”注入灵魂。总体来说，通过“人”的引进，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顺利抵达“本质”：“显而易见，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因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③文学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摹仿”，而“摹仿”则以揭示现实生活之普遍性本质为宗旨；从创作方法与理念角度讲，这都意味着文学之“摹仿”必然贯穿着写实原则与叙实精神，“摹仿”与“写实”是一种耦合关系，或者说，“摹仿”是“写实”的一种原初性表述，而“写实”则是“摹仿”的延展性、根本性内涵。
在中世纪，经院哲学辩称，艺术家通过心灵对自然进行摹仿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人的心灵与自然均为上帝所造，因而对观念的摹仿当然就比对物质世界的摹仿更加重要，这就把古代希腊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摹仿说”进一步推向纯粹上帝观念的神学“摹仿说”，但在根本上还是属于古希腊摹仿说的范畴。比如“托马斯·阿奎那，毫无保留地重复古典时期的主张：艺术模仿自然”。④在文艺复兴时期，“摹仿”变成了艺术论中的一项基本概念，并且也只有在那之后，才达到顶峰并赢得全面胜利。“在１５与１６世纪之间，没有其他的名词比ｉｍｉｔａｔｉｏ更加通行，也没有其他的原则比模仿原则更加通用。”⑤达·芬奇、莎士比亚等大艺术家均曾重提“镜子说”，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借主人公的口说：“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⑥较之前一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更加强调艺术摹仿自然，但这种“自然”更多时候依然意味着自然的本质与规律。在１７—１８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时期，作家们似乎比上一个时期更青睐“摹仿自然”的口号，但同时也进一步把“自然”的概念明确为一种抽象理性或永恒理性。布瓦洛说，“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①维科则于１７４４年在他的《新科学》中宣告，“诗除了模仿之外便什么也不是”。②“在１８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艺术即摹仿这一观点几乎成了不证自明的定理。”③可以说，自亚里斯多德之后到１８世纪，“摹仿说”一直是西方文学与文论界极为重要的批评术语。
直到１９世纪，“摹仿说”在西方文坛的流行已逾２０个世纪，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虽然反对的声音从未间断，但始终因理论冲击力微弱，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其主流地位。随着１９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日渐兴盛，“摹仿”、“写实”的传统理论再度受到关注。于是，“摹仿说”及写实精神在被传承与延续的同时，其内涵也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从而呈现出特定时代的新形态———“再现说”。
参考文献：
①亚里斯多德：《诗学》，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６０页。
②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缪灵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１４４页。
③亚里斯多德：《诗学》，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第６４—６５页。
④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第２７８页。
⑤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第２８１页。
⑥《莎士比亚全集》第９卷，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６８页。
①曾繁亭：《网络写手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８５页。
②林白：《在幻想中爆破》，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３页。
③海男：《紫色笔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７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