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

——基于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考察

摘要：本文采用CHNS2000-2009年的个人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估计中国9省的劳动者在收入、健康、教育、医疗保险四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对比分析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状况。引入市场化指数这一制度变量解释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变化。研究发现市场化是农民工多维贫困状况改善的重要原因。为了避一步分析农民工多维贫困内部各维度的变化，利用Heckman两步法分别估计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的教育对收入回报的截面变动趋势，并采用个体面板数据估计、比较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十年问的总体教育回报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状况较全国水平和城市劳动者均严重。收入与教育雏度的贫困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尤其是教育维度的贡献率更高且呈现上升趋势。农民工的教育回报低于城市劳动者，近年来两个群体之问教育回报的差距呈拉大趋势。在教育回报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工的理性选择是减少教育的投入。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教育投入动力不足将不利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容易回到多维贫困，难以真正融入城市。

关键词：农民工；A-F；多维贫困测量；多维贫困；市场化教育回报

1、引言

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寻求就业岗位和个人发展，形成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近年来，农民工的收入普遍提高，不少农民工摆脱了经济贫困。2012年农民工总量达2. 69亿，外出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比上年提高241元，增长11. 8%。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实际增长9.6%(国家统计局，2013；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3)。从收入数据看，农民工收入在增加，且增加幅度相对城镇居民较高。按照阿玛蒂亚·森的理论，个人发展中的可行能力(available capability)是衡量个体贫困程度的核心指标。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人的贫困并不脆仅仅采用收入进行衡量，而需要从可行能力和自由的多个维度进行考察( Sen，1999)，诸如政治自由、经济工具、社会机会、透明性保摩、安全防护等。总体而言，可行能力和收入不平辱对农民工福利水平存在负向影响。农民工摆脱了多维的贫困，其可行能力才得以改善，这促进他们融入城市，在城市沉淀下来，进而有助于持续推进城镇化。在多个维度的贫困研究中，收入和教育维度是反映个人发展和贫困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在综合考察农民工多维贫困演进的基础上重点从收入和教育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已有的研究普遍认为，受教育程度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星显著的正相关关系。Lucas(1988,2004)提出人力资本的形成有两个主要来源：教育和干中学(leaming by doing)。Bcckeret al. (1990)强调了教育的作用。大多数实证研究也采用了教育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而且教育回报和人力资本积累差异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承要原因。徐舒( 2010)建立基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教育回报率的变化是引起我国劳动者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重要原因。邢春冰(2008)利用2005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城镇地区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始终是造成二者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王小鲁和樊纲( 2005)通过模型分析发现，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基础设施以及制度方面的因素对收入差距也有重要影响。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劳动者的人力资本

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贡献。如果进一步从动态变迁的角度看，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农民工的可行能力是否得到了普遍提升，他们在收入增长的同时，其他维度的个人可行能力是否得以提升？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今天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其收入和文化素质的演变趋势如何，这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在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多维贫困测量的基础上，分析决定多维贫困演变的制度因素，重点关注收入和教育两个维度上农民工减贫的过程和演变规律，比较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两个群体的多维贫困程度的演变及其原因。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全面推进农民工融人城市和拓展减贫政策的思路提供参考。

我们基于Alkire＆Fuster( 2011 a)开发的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开展研究。目前学界已有利用该指数测度贫困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利用A-F方法测度多维贫困的状况，比较各个维度的相对重要性，并希望通过对这些维度的分析和对比提供看待贫困的新的视角，提出减贫政策。Alkire＆Seth( 2013)测度了印度1999-2006年的多维贫困变化状况。王小林和Allcire(2009)采用A-F方法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多维贫困进行测量，并对城市和农村家庭三维贫困进行维度和地区的分解，分析中国农村和城市家庭多维贫困的维度差异和地区差异。邹薇和方迎风(2011)利用CHNS中1989-2009年的数据对中国居民的贫困状况进行考察，对多维贫困进行城乡、维度和地区分解，分析中国多维贫困变化。Yu (2013)利用CHNS中2000-2009年的数据估计中国的多维贫困。上述研究都是利用A-F方法以家庭为单位测度多维贫困，采用的指标大致相同．包含生活质量、教育、健康等，但是具体的维度和指标因数据和具体研究目的不同而有所变动。已有的文献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动态演进趋势缺乏研究。

在本文中，我们重点关注农民工在收入与教育维度变动的状况。我们希望比较收入维度贫困与教育维度贫困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维度之间的相对变化趋势，重点分析农民工收入与教育的变化。本文的动态比较发现：农民工的收入在稳步上升，但是其教育维度的贫困率没有改善，在2006年有上升趋势。此外，农民工教育维度对其多维贫困的贡献率也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

Liu(2001)基于越南的数据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显著降低了贫困；陶然和徐志刚(2005)认为中国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快速经济增长使得贫困状况大为改观。因此，市场化的进程可能会是多维贫困变化的原因，我们将引入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变量对农民工和城镇劳动者多维贫困差距变化的影响机制和程度进行研究。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第一，首次尝试对农民工个人发展带来的多维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定，结合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发展状况进行多维比较分析。第二，对农民工的收入和人力资本维度进行了动态分析，我们发现：教育和收人是本文测度的多维贫困的霞要组成部分，这两个维度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农民工的教育和收入维度贫困率和多维贫困贡献率都高于城市劳动者。第三，引入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因素来解释农民工与城市劳动者之间多维贫困差距的变化。拓展本文研究的一个启示是：教育回报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但是农民工的教育回报低于城市劳动者，而且其继续增加受教育程度的动力不足。故政府应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关注如下可能发生的情形：农民工由于教育回报相对较低，教育投资不足，多维贫困改善的趋势难以持续，存在贫困的脆弱性。

2、指标权重设置及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中国居民营养和健康调查( CHNS)数据，该调查由美国North Carolina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联合执行。调查始于1989年，之后的调查年份为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201 1年。调查采用多级整群随机过程( muIti8caSe random cluBter process)方法，覆盖了中国东、中和西部8-12个省份。⑦本文选取的样本为2000年至2009年进行的四次调查所得的个体面板数据，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高体重、职业收入等个体信息，涉及的省份为广西、贵州、河北、湖北、湖南、江苏、山东、辽宁、黑龙江等9个省区。

从平均收入来看，不论在哪个教育程度上，农民工和城市劳动毒市劳动者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但是对农民工而言，教育2000年，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与高中的农民工收入差异很小，甚至受教育程度为高中的农民工收入还略微低于初中程度的农民工。2004-2006年农民工收入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但是到20109年叉不符合这种趋势，尤其是高中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平均收入甚至低于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劳动者的收人和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故农民工与城市劳动者之间的收入也可能存在着由教育水平造成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观察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的收入和教育等维度的相对变化趋势，我们采用前述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测度和分解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的多维贫困指数。本文中A-F法各维度及临界值是结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各个具体指标、个体样本特征和实际的数据可获得性来确立的。本文没有包含多数多维贫困指标中的生活质量维度，这是由于本文分析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工，他们的工作、居住地点常常与其家庭所在地不一致，而CHNS中的生活质量维度相关信息是以家庭为单位调查获得的，导致农民工生活质量维度难以从数据中分离出来。又因为本文的重点在讨论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在收人和教育维度贫困状况的变化趋势，没有进一步讨论农民工个人的生活质量，故这里没有考虑生活质量维度。

3、多维贫困演变影响因素的探讨

为了进一步分析劳动者多维贫困变化的原因，我们重点考查可能影响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外生因素：经济制度因素。我们用劳动者所在省的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将各省的市场化指数滞后了三年。用滞后的市场化数据可以减轻市场化指数本身可能存在的联立内生性。已有研究发现社会网络能影响贫，所以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加入劳动者社会网络。

我们发现劳动者的多维贫困状况从O到4维都有涉及。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本散据适合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劳动者多维贫困状况、最高受教育年限、收入的对数、医保状况和健康状况进行估计。控制变量加入了个体的社会网络、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婚姻状况、所处地区和职业。回归结果显示，市场制度因素对劳动者的多维贫困状况存在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减少劳动者的多维贫困。通过对比城市劳动者和农民工的估计值我们发现市场化改革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的作用大于城市劳动者。这可以解释2000-2009年以来劳动者的多维贫困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并且对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状况的改善尤其有利。到2009年，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状况已经接近城市劳动者。

综合上述市场化指数对多维贫困各个维度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可能存在如下影响机制：第一，市场化通过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和医疗保险的覆盖率来缓解多维贫困。由于市场化进程对农民工的收人及医疗作用更大，因此随着市场化的提高，农民工多维贫困状况的改善速度快于城市劳动者，这有助于缩小两个群体间多维贫困的差距。第二，市场化推进对劳动者教育水平总体上呈负向影响。其中，对城市劳动者的教育是显著负向，对农民工教育水平的负向作用不显著。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历年城市劳动者的教育水平高于农民工，在这个层面上，市场化程度的作用是缩小这两个群体间教育维度贫困的差距。综合起来分析，一方面，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可能促使更多的农民工有机会参与非农就业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使得农民工具有更大范围的就业选择机会，更有利于他们可行能力的多维发展，这表现在收入、医疗保险维度的贫困得以缓解。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提高，促成知识和信息在农村和城市传播更为迅速，农民工与城市劳动者群体之间在教育上的差距缩小，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在缩小，这使得农民工群体相对于城市劳动者教育维度的贫困下降速度更快。

市场化从收入和医保维度改善了多维贫困。这能够部分解释农民工与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改善，也能解释其二者差距的减小。进一步，如果从劳动者多维贫困内部各个维度的关系分析，劳动者贫困状况又将如何变化呢？下文将重点对收入与教育维度进行讨论。

4、对收入与教育维度多维贫困的进一步讨论

教育和收入不仅是多维贫困的组成部分，也是其变化的重要因素。随着市场化改革推进，市场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应有提升。此时，劳动者的教育在其多维贫困的变化中占有重要的作用。一旦劳动者教育维度状况恶化，会导致多维贫困的恶性循环式的恶化。

4.1数据处理、描述与估计方程

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收入与教育对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的多维贫困有着较高的贡献率，且农民工的教育维度贫困率和多维贫困贡献率都高于城市劳动者。这样一来，很可能会不利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的变化。

本文测度的是农民工与城市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所以将数据中农民的样本删除。由于CHNS里面包含大量的收入缺失样本，若直接删除缺失数据可能会造成样本选择偏误，这样利用OLS回归得出的估计是有偏的，因此在估计教育回报时有必要考虑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我们在随后的分析中采用Heckman两步法检验和克服选择性偏误。表9描述了数据及主要变量的基本特征。

4.2计量结果与分析

我们采用Heckman两步法以避免选择性偏误的影响，研究获得劳动收入与否（即收入是否为缺失值）的决定因素。本文的选择方程使用的被解释变量为：获得劳动收入=l．不获得劳动收入=0。Heckman选择方程中引入两个工具变量刻画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因素对个体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劳动者所在区域的劳动力需求结构、劳动者所在区域的所有制结构。选择方程还控制了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变量。在明瑟工资方程回归模型中，我们选取教育、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为解释变量，并控制了个体所在的省份和个体的职业等个体特征。

5、结论

本文重点研究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差异以及市场化因素的作用，并对多维贫困中教育与收人维度的变化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是造成劳动者多维贫困不断改善和农民工与城市劳动者之间贫困差距减小的重要原因。在劳动者多维贫困内部，收入和教育两个维度对多维贫困有较大的贡献率，且其对农民工的多维贫困贡献率高于城市劳动者。这两个维度的变化可能会关系到农民工贫困的脆弱性乃至其融入城市的程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城市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稳步提升，而农民工的总体教育对收人回报不明显，教育回报率低于城市劳动者且在最近的2006-2009年经历下降趋势，由此可能导致其增加教育投入的动力不足。当前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在增加。市场化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将有利于减少农民工的多维贫困。除此之外，从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内部维度看，农民工的多维贫困主要受其教育维度的影响。农民工由于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且自身教育投人动力不足，其成为高技术工人的可能性在下降。长期以来，农民工教育维度贫困改善存在障碍，这也会导致他们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不足。即使当前他们的收人在不断增加，其收入增加的持久性也将不足。由此，一旦他们适应不了市场需求，收入会很快下降，容易又回到多维贫困，同时也可能会导致农民工返乡．形成被动的逆城市化发展趋势。

为了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政府应当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同时需关注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的变化趋势。虽然免费义务教育已经在全国推广，但是由于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相对较低，农民工会在继续接受教育和进城务工之间选择后者。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不能仅仅依靠义务教育的推广，政策必须更注重发展职业技能教育，让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进行有效对接，使农民工在理性选择的情况下提高教育程度和回报率。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农民工教育维度的贫困。并且，随着农民工教育程度的提高，其更可能获得技能与知识、更能适应市场需求；有利于其长期的收人提高，并能依靠自身力量持续改善多维贫困状况，促进农民工逐渐融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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