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以改革开放后参加工作的群体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一方面，尽管教育在扩张前后始终是决定个人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的最重要因素，但教育扩招没有显著改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从而也无法减弱家庭背景以教育为中介对子女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间接影响，带来代际流动的改善。另一方面，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不显著，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遵循绩效原则，因此，即便教育扩招提高了他们在社会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也无法带来社会整体代际流动的改善。因此，发挥教育扩招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不仅要强调教育机会的分配公平问题，同时也要努力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机会均等。

关键词：教育扩招；代际流动；高等教育；社会经济地位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并且这种流动主要取决于教育等自致性因素，而非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对此深有体会，他们通过接受大专教育就基本可以摆脱家庭背景的影响，凭借自身努力找到一份好工作，从而实现代际流动。这一现象基本发生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前，当时的高等教育规模很小，尚处于精英主义阶段。1999年，中国开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急剧增加到2013年的34.5%，可以说是从精英教育阶段一跃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教育扩招为社会大众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教育改变命运”的理念下，人们满怀热情地进入大学，期待借此改善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那么，教育扩招是否带来了更多的代际流动？这是本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

1、相关研究述评

代际流动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尽管如此，教育扩招这一关于国家宏观教育政策与代际流动关系的研究只是在近些年才引起关注，并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一些对英国的研究发现，尽管教育系统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期经历了大扩张，但英国的社会流动看上去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艾奈理(Iannelli，2011)采用同期群方法对苏格兰的教育扩招与代际流动的研究也发现，教育扩招虽然提高了人们的整体教育水平，但教育的阶层差异依然存在。教育扩招为工人阶层子女提供了比过去更多的攀登社会阶梯的机会，但实际上他们很难打破社会不平等，流动到职业顶端。

罗斯切(Rauscher，2012)和斯特吉斯等(SturgisandBuscha，2015)重点研究了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罗斯切(Rauscher，2012)在其博士论文中使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年度调查的数据，利用州与州之间在引入义务教育法上的时间差异，探讨了教育扩招对社会流动影响的因果机制。她发现，早期的教育扩招导致社会阶层流动的轻微下降，主要集中在那些在教育扩招时因为年龄原因仅仅只能获得很少教育的群体，但教育扩招随后增加了社会流动，主要是指那些能完全从教育扩招中获益的群体。斯特吉斯和布斯查(SturgisandBuscha，2015)对英国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里的教育扩招主要是指英格兰和威尔士1972年把最低受教育年限从15年提高至16年的教育改革。他们发现，虽然教育改革从整体上延长了人们的受教育年限，并削弱了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联，但并没有带来代际流动明显的增加。皮法弗和赫特尔(PfefferandHertel，2015)使用Unidiff模型对美国教育扩招对社会流动趋势的影响分析后指出，社会阶层流动逐渐增强的趋势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结构化效应，即教育扩招增加了总人口中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群体的数量，而这些人的家庭背景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关联比低教育水平的群体要弱。

国内关于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影响的研究并不多。钟海从理论层面推导了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他假定家庭背景对教育回报有正向影响，在高等教育扩招的情况下，教育扩招会导致教育机会差异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低效率，而人力资本回报和父母收入的正相关会导致更多的代际不流动，最后，教育扩招，尤其是高等教育扩招无法促进代际流动。郝雨霏等(2014)基于中国综合调查数据，使用流动表和对数可积模型分析后发现，高等教育扩招后代际间的社会流动，尤其是农村以及处于社会下层子弟的向上流动问题并未明显改善。高校扩招后的社会绝对流动率有所上升，但相对流动率仍保持不变。这表明，高校扩招虽然促进了整体国民教育水平，但并未有效提升代际间的社会流动。研究者这种仅在对比教育扩招前后代际流动的情况之后，就把代际流动困难的原因归结于教育扩招的做法值得讨论。

1、理论与假设

（一）教育扩招与代际流动

代际流动的核心是地位获得。从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BlauandDuncan，1967)的地位获得模型开始，地位获得研究就主要强调两个核心因素：教育和家庭背景(Hout，1988；GanzeboomandT-eiman，2007；BukodiandGoldthorpe，2011)。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是通过形塑教育和家庭背景在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来实现的，这背后体现着不同的教育功能观，即教育既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又有地位再生产的作用，这也正是功能主义理论和冲突理论的争执点。为了便于理论阐释，本研究假定在初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模型中只包含教育水平和家庭背景两个因素。OE关联、ED关联和OD关联分别表示前者对后者的直接影响。教育扩招促进代际流动意味着教育扩招降低了家庭背景在地位获得中的影响，提高了教育水平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其中，家庭背景对初职地位的影响包括家庭背景对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直接影响和家庭背景通过教育水平对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间接影响两个方面。

（二）教育扩招的平等化效应

家庭背景对教育的影响实际上是教育机会均等问题。“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认为，教育扩招创造的新的教育机会通常被拥有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资源优势的社会上层的子女占据，只有当社会上层在某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时，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程度才会下降，否则，教育不平等就会维持下去(RafteryandHout，1993)。“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则强调，即使社会上层在高等教育中达到饱和，不平等现象依然不会消失，而是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维持，即由数量上的优势转化为质量上的优势。比如，与社会下层相比，社会上层争取到更多的教育机会将主要集中在价值较高的教育水平或者精英大学而不是价值较低的教育水平或者非精英大学(Lucas，2001)。

（三）教育扩招对教育回报的影响

基于“信号筛选理论”(Arrow，1973;Spence，1973;李锋亮，2009)的“地位竞争理论”认为，教育扩招会降低高等教育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回报。因为当教育只是扮演信号和筛选的角色时，对于竞争者而言，社会位置的高低不是由绝对教育水平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相对教育水平。因此，教育扩招在急剧增加了高等教育获得者数量的同时，也会降低高等教育的区分度，使其在雇主那里的信号功能降低，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社会经济回报的下降，并且，持续的教育扩招会导致“文凭膨胀”(柯林斯，1998)，进一步加剧高等教育文凭贬值。

（四）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劳动力市场遵循绩效原则，选择机制很少基于个体的先赋性特征，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容易凭借自身人力资本优势而非家庭背景占据优越社会位置，换句话说，家庭背景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将首先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弱化(Hout，1988)。但是，“信号筛选理论”暗示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可能并不存在。

3、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CGSS)数据库。限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可行性，研究只使用了2005年、2006年和2008年的数据。

代际流动一般是指与父代相比，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动情况。本研究以父代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的变化作为替代。社会经济地位是指一个人可资获取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人力资本资源(NCES，2012)。本文拟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mationalSocicrEconomicIndex，ISEI)来测量社会经济地位，这是一种基于职业来测量社会地位的指标，最初采用布劳和邓肯(BlauandDuncan，1967)的计算公式，根据各种职业的群体社会经济特征，以每个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乘以相应的权数，后来由甘泽布姆等(Ganzeboom，以1992)加以改进。该指标假设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决定了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实际上测量了人们的综合社会地位，被广泛运用于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等研究(李春玲，2005)。由于综合了多种社会经济因素而进行排序和赋值，它衡量的是客观地位，而不是主观地位(李强，2011)。

4、结果解释

（一）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

本研究首先基于ISCOEGP程序包将被访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转换成社会阶层，然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把社会阶层重新合并为三类，即社会上层（只包括高层级管理者）、社会中层（包括低层级管理者、常规非体力劳动者、有雇员的雇佣者、无雇员的自雇者以及体力劳动监管人员）和社会下层（包括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农场劳动力和农民）。是分同期后的被访者及其父亲所处社会阶层的列联表。可以看出，一方面，对于不同同期群而言，社会上层的阶层获得优势得以增强。相比之前的同期群，1980-1989年同期群的社会上层的继承效应在增强，从最低的1960-1969年同期群的12.1%增加到最高的1980-1989年同期群的16.8%。另一方面，社会下层的阶层获得劣势得以改善。相比之前的同期群，1980-1989年同期群的社会下层的继承效应在降低，从最高的1960-1969年同期群的80.9%下降到最低的1980-1989年同期群的58.2%。级或者人口结构变化，创造了很多职业地位更高的管理和技术类职位(郭丛斌，2006)。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9)的城镇就业人口数据，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从1991年的10664万下降到2008年的6447万，与之相反，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个体户的从业人数分别从68万、96万和692万急剧增加至5124万、1622万和3609万。但是，绝对流动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相对流动的改善(SturgisandBuscha，2015)，因为绝对流动并不能反映社会阶层不平等的变化情况，即使在向上流动机会变得更广泛的情况下，相对流动可能依然困难，与优势阶层相比，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相对机会可能仍然很低。

总体来看，研究结果支持了本研究前面的理论推断。因为三个同期群的代际关联系数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换句话说，与教育扩招前相比，教育扩招后的代际相对流动没有增加，各社会阶层的开放程度并未改变。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基本没有明显改善，与弱势阶层相比，优势阶层成功维系着阶层的封闭性，在流动机会上的相对优势没有被打破，他们依然是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这一状况值得引起警惕。

5、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主要围绕教育扩招是否促进代际流动这一研究问题，以改革开放之后参加工作的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年、2006年和2008年的调查数据，采用同期群视角，使用Unidiff模型、路径分析和逻辑斯蒂回归方法等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虽然教育扩招后社会下层的代际绝对流动机会有所增加，但没有充足证据表明教育扩招显著改善了代际相对流动，社会阶层不平等状况依然持续。与教育扩招前相比，扩招后社会上层的代际继承性在增加，但与此同时，社会下层的绝对流动机会在教育扩招后也在增加。尽管如此，本研究并未发现教育扩招显著改善了代际相对流动。对数流动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教育扩招前两个同期群与扩张后的一个同期群相比，代际关联系数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社会阶层并没有变图更加开放。这一结论与郝雨霏等(2014)对中国的研究结论和马斯特卡萨(Mastekaasa，2011)对挪威的研究结论一致。当然，研究结果也同样显示教育扩招也没有显著恶化代际流动，从而反驳了所谓的“社会阶层固化假设”。

第二，教育扩招的平等化效应不显著，教育扩招没有显著改善教育机会不均等状况，这是教育扩招没有促进代际流动的原因之一。教育在扩招前后始终是决定人们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的最重要因素，并且重要性随着时间变化在增加，这支持了“现代化理论”的观点。教育扩招虽然增加了弱势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依然存在，社会上层依然是教育扩招的最大受益者。也正因如此，家庭背景通过教育对初职地位的间接影响不会减弱，代际效应持续存在，从而无法带来更多的代际流动。正如经合组织所发现的那样，教育流动性在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下降，教育扩招并没有带来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至少在教育机会获得上是如此(OECD，2014)。

最后，用时期来区分扩招前后，实际上是把时期效应等同于扩招效应，假定劳动力市场在扩招前后并无巨大变化，由于数据限制，这一问题以及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是否存在阶段性差异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对教育扩招影响代际流动的过程或机制的分析只能算是一种间接推断，而非严格的因果效应分析。鉴于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将来仍然有必要继续在理论上拓展新思路和在实证上挖掘新资料，以便推进这一经验研究。

参考文献：

[1]鲍威．2014.未完成的转型：高等教育影响力与学生发展[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鲍威斯，丹尼尔、谢宇．2009.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第2版）[M].任强、巫锡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邓峰、孙百才．2014.高校扩招后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的变动趋势研究：2003-2011[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32-138.

[4]高勇．2008.中国城市中的结构变迁与代际流动[D].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位论文．

[5]郭丛斌．2006.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D].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学位论文．

[6]郝雨霏、陈皆明、张顺．2014.中国高校扩大招生规模对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22-129.

[7]何亦名．2009.教育扩招下教育收益率变化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44-54.